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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時代知識分子榜樣丨錢學森:為祖國需要攻關

來源:中國軍網作者:張學森責任編輯:馬嘉隆
2019-01-28 10:22

2019年1月8日,2018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,劉永坦、錢七虎兩位大國重器的鑄造者摘取我國科技界最高獎勵。獻智報國,是一代代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。回首往昔,前輩們焚膏繼晷、鞠躬盡瘁,把個人奮斗匯入國家富強、民族振興、人民幸福的歷史潮流之中。

日前,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發行的《新時代知識分子榜樣》,集中展示了新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群體的先進事跡。中國軍網將連載書中錢學森、鄧稼先兩位科技報國的典型代表,以饗讀者,敬請關注。

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 錢學森

二、為祖國需要攻關,為人民需要探索

“以身許國,何事不敢為”的強國志、報國情奠定了錢學森科學精神的基石;為錢學森投身國家建設事業、勇攀高峰提供了不竭動力,亦成就了其不朽的功勛。愛國從來都是實踐的、具體的。

1.有什么不能的?

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環境下,我國軍事、科技實力的提升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,更是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問題和政治問題。面對敵人的軍事威脅尤其是核威懾,只有也造出自己的“兩彈”、發射自己的衛星,才能不受制于人,才能為國家建設爭取相對和平的國際空間。鄧小平同志曾語重心長地說:“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、氫彈,沒有發射衛星,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,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。”

1955年11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考察時,陳賡問錢學森:“錢先生,你看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?”錢學森回答:“有什么不能的?外國人能造出來的,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。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不成?”陳賡聽罷,笑道:“錢先生,我就要您的這句話。”就是這樣一番談話,開啟了我國“導彈之路”,也開啟了錢學森研制導彈、火箭的漫漫長路。在錢學森心中,國家的需要永遠是第一位的,哪怕這項任務讓他不得不從學術理論研究轉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設。錢學森晚年曾經跟他的秘書說:我實際上比較擅長做學術理論研究,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,但是國家叫我干,我當時也是天不怕地不怕,沒有想那么多就答應了。做起來以后才發現原來做這個事困難這么多,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,而且受國力所限只給這么一點錢,所以壓力非常大。

在物資、人員極度匱乏的情況下,我們開始只能借助蘇聯支持,從仿制做起。1960年,中蘇關系嚴重惡化,蘇聯“老大哥”單方面撤走了全部援華專家,撕毀了包括應由蘇方提供的原子彈、火箭、導彈樣品合同等在內的全部科技合同。面對困難復雜的形勢,負責這項工作的聶榮臻元帥根據中央的指示提出:一定要爭口氣,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,自力更生,立足國內,無論如何要把導彈搞出來!

國家的需要,便是戰斗的號角!滿腔的愛國熱情轉化為夜以繼日的忘我工作。1955年11月,整整一個月,他都在東北考察的路上:參觀、訪問、演講……一刻都不停歇。3個月后,他擔任了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所長。力學研究所三樓的所長辦公室入夜總是燈火通明,星期日到所辦公或開會也是常事。在旁人看來,錢學森真像一盤繃緊的發條,永不停息在運轉著,幾十年如一日。為了集思廣益,無論多忙,每個星期天下午,錢學森總要把幾位總設計師請到家里,共同探討重大技術問題。錢學森誠懇地說,大家提的建議如果辦成了,功勞是大家的;失敗了,責任由我承擔。這番話讓大家幾十年都念念不忘。“為了把失誤盡一切可能消滅在地面,錢學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細的地步。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兩個月,大事小事親自過問。他身邊一直帶著一本《工作手冊》,上面詳細記錄了每次試驗的具體情況。大大小小的異常、故障被列成表格,已經解決的注上‘已換’、‘可用’,尚未解決、落實的,他就用紅筆作個星號。”他把自己的全部熱情、智慧和耐心貢獻給了我國的國防建設事業。

1965年,他向中央建議研制發射人造衛星的時機已經成熟,并于1968年兼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。1970年4月,“東方紅一號”衛星成功發射升空,新中國終于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,舉國歡慶。錢學森卻在總結會上對大家說:“我愧對大家了,中國的人造衛星應該是世界上第三個國家,現在排在了第五,落在了日本之后。”人們沒有想到:把中國第一顆衛星送上太空的大功臣,竟然在萬眾歡騰的時候“作檢討”。錢學森思考的永遠是,如何做得更好、做得更多的問題。所以雖然實至名歸,但他一直反對別人稱他“導彈之父”“航天之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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